配资在线配资炒股孔子曾说自己是“述而不作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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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 袁公博 编辑| t

周公是西周初期一位举世闻名的政治家，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与使命。其事迹深深影响了后世，被广泛传颂。秦汉时期，儒家学者伏生在《尚书大传》中总结了周公一生的辉煌：他“首先治乱，随后征服殷商，接着铲除奄国，进一步设置卫侯，建设大周，接着制定礼乐制度，最后辅佐成王完成治国理政”。

孔子曾说自己是“述而不作”，意味着他的所有理念和思想都源自周公，自己只是将这些智慧传承和发扬光大。当孔子年老体衰时，他心中最大的遗憾便是再也没有机会在梦中见到周公了。周公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，更是儒家学说的核心，成为“周礼”和“周制”的象征，代表着那个黄金时代的价值和精神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周公”这一称号并非指单一的历史人物。西周时期的“周召共和”现象表明，这一称号是一个世代相传的政治象征，并非周公一人长久掌握。关于“周公”和“召公”的世代更替，这在西周晚期尤其突出，反映了西周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理念。具体来说，初代周公指的是周武王之弟姬旦，即周公旦，他不仅是周王室的小宗，也是鲁国的大宗。

周公旦曾在周武王亲征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然而，这场战役并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武王去世后，周公曾被周武王提议继位，成为摄政王，因周朝刚刚建立，政权尚未稳固，许多人都担心周朝会因权力真空而陷入混乱。然而，周公果断拒绝了这一提议，虽然他的谦逊品德是其中的原因之一，但他更深层的理由在于，周公深知“兄终弟及”的殷商传统，他认为要展现周朝的不同之处，必须要严格遵守宗法制度，避免小宗干涉大宗的事务。

殷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首度出现的社会变革，它虽然没有后来的周秦之变那样深远的历史影响，但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这一变革标志着周朝建立了宗法封建制，使得天下“一统”，结束了多国分立的局面，并推动了天命易变理论的确立，从重视鬼神转向了注重人文。

周公辅佐成王及后来的“周召共和”体现了周制中的第一个显著特征——“辅贰制”。这一制度规定，在天子周围要有德高望重的辅臣，辅臣权力巨大，甚至能在天子失德时暂时接管政权，直到天子纠正过失。“辅贰制”使得天子与贵族共享天下，天子虽是宗主，但并非至高无上的统治者。

然而，周公辅佐成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周公不仅面临着来自成王宫中的谣言，还要应对来自东部诸侯的威胁。管叔、蔡叔等原本是周天子的亲族，但他们在东方安定下来后，逐渐与当地利益紧密相连，并在武庚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武庚叛乱爆发时，管、蔡两家成为了其中的重要推手。

武庚叛乱爆发后，周公领导的军队展开了东征，将叛军彻底平定。史料中对于武庚和管、蔡的结局描述不一，有的说武庚死于战斗，有的说他逃亡，而管叔、蔡叔则有的被自杀，有的被周公处死，蔡叔被流放。最终，周公平定了叛乱，并将武庚的部众迁至宋、卫地区安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奄国在这场动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奄国本是殷商的发源地，早期的殷王朝曾将都城设在奄，直到晚商时期，奄成为商王室的重要支持者。武庚叛乱时，奄国正是叛军的后盾。周公平定叛乱后，历时三年才彻底平定了奄国的威胁，并将奄国的土地封给了周公的后代，这一地区后来成为鲁国。

周公在平定殷商与奄国的动乱后，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最终成功地将周朝的都城迁至成周，也就是今天的洛阳。西周的都城最初设于丰镐，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西，难以有效管理广袤的天下，周公决定将其迁至成周，重新构建起新的政治中心。通过这一迁都举措，周公不仅改善了周朝的战略布局，也使得周朝的政治中心更接近中原地区，从而巩固了政权。

成周的建设是周公一生中另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。西周时期的铭文显示，周朝人民对成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丰镐。通过将九鼎迁至成周，周公不仅巩固了中央的权威，还为日后的周朝统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。

然而，周公一生中最为伟大的贡献，莫过于他制定的《周礼》体系。《周礼》不仅仅是一部礼仪规范，它更代表了周朝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，是周人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。其核心在于宗法分封制度，嫡长子继承大宗，其余子孙则分封为小宗，形成了复杂的家族与社会体系。周礼的基本精神，便是“家国同构”，也就是家庭与国家的治理是一体的，管理家庭的原则可同样适用于治理国家。

周礼中强调德治，注重人际关系和家族伦理，而非简单的法律制裁。孔子曾说：“家齐而后国治”，孟子也提到：“人各亲其亲，长其长，则天下平。”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儒家学派的思想，并成为后世治理的核心理念。周朝通过宗法分封制度，避免了中央集权的滥用，保持了家族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。

周公所推行的宗法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它与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封建制度使得地方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巨大的自治权，而中央的天子只能通过与贵族的合作来实现统治。正是这种制度上的缓慢与低效，使得周朝能在强敌环伺的局势下存续八百年之久，避免了过早的衰败。

周公的《周礼》不仅开启了宗法封建的时代，也为后世的封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。而封建制的最大特点便是它与专制的天然对立，二者无法共存。因此，周公的制度设立不仅影响了周朝的稳定，也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在周公封地鲁国的历史中，或许没有一个专制的皇帝出现，这也许只是巧合，但也或许是周公的智慧与预见在历史中的暗中作用。

参考资料：

冯天瑜, 秦晖.《传统中国的“周制”与“秦制”》[J].《人文论丛》, 2021, 36(02):3-28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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